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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性”的河清教授 尊重“奖”的历史和现实

ArMaster 2012-12-11 11:16 原作者: 苏坚 来自: 东方早报

简介 :建筑师王澍获2012年普利兹克奖,东方早报发了几篇评论热情关注,除了就事论事的批评文章,河清先生那篇“离奇”扩大打击的《灾难性的普利兹克奖》值得认真辨识。该文一以贯之体现河清的几大文风:一是文化批评大上意 ...

普利兹克建筑奖

建筑师王澍获2012年普利兹克奖,东方早报发了几篇评论热情关注,除了就事论事的批评文章,河清先生那篇“离奇”扩大打击的《灾难性的普利兹克奖》值得认真辨识。该文一以贯之体现河清的几大文风:一是文化批评大上意识形态“纲线”,用他的话说是张扬“文化民族主义”,实质是似曾相识的“跟欧美帝国主义斗争”思维作怪;二是行文洋洋洒洒,东征西引,评论散文化,逻辑凌乱;三是罔顾事实,情绪化作论。笔者曾在专业大学里短暂兼授现代设计史,算是略知河清文章的“理路”,现就其问题做出一些“修理”、“调正”,目的不在于面面俱到地与河清商榷,而是希望提醒河清及关注本事件读者将批评、发言拉回相对客观的立足点上。这样,我们才真正“勿再迷信西方大奖”,以泰然的姿态在5月25日迎接“普奖”来到中国,更也能在未来的时日里迎接各种各样的“奖”来到中国,接它们的辉光,借它们的辉光,普照中国,改善我们的“日常生活”!

河清的同事、浙江大学艺术史学者缪哲先生与在2011年12月19日东方早报作发表系列专题的哈佛大学汪悦进教授进行学术争鸣时(2012年3月8日南方周末《艺术史的历史性原则》),提出艺术史研究要遵守“历史性原则”,此原则涉及“图(像)文(献)之间”“同脉排比”、“内证外证”等具体原则和“内在逻辑”。其实,不但艺术史,艺术批评也应遵守这样的学术原则,这几乎是一种学术常识。“图文之间”换到批评活动中即为“例理之间”,即批评者要严谨把准所举例子与所说理论、观点之间的内在逻辑,对其间的必然性要能理性解读,不离开历史和现实语境故作惊人语。这里的“历史”和“现实”,是一对紧密联系而对应的关系,历史是现实的结局,历史的延续又会启示现实选择和变化。

这个道理,不妨也从河清文章举到的包豪斯这个例子说开。河清说:(勒•柯布西埃等人的)现代建筑“实践上得到德国包豪斯学院工业设计的支持”,包豪斯是“极简”楞形的欧洲渊源。这样的说词虽然部分点到了关联事实,但却不是严谨的“历史性原则”。实际上,包豪斯这间学校也是“现代建筑”探索、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成果性历史节点,在它之前还有很多历史节点,它的同时代及之后,纵横向上同样有很多节点,现代建筑的历史和现实渊源不是那么简单、直观的。另外,包豪斯的重要贡献在于教育,其办学主旨是造就一个艺术与技术联姻的教育环境,培养适合机器时代需求的现代设计人才,但它贵为“现代主义设计思潮走向成熟的标志”这个历史功绩,是事后设计史研究挖掘和赋予的,在它开办的短短14年时间里,其影响力和范围并非那么大;或者可以说,它被希特勒政府强行关闭后,它培养出来的学生和出走的人才,在二战后从事建筑教学和从业才更加大了它的影响,比如出走到美国哈佛大学和伊利诺斯州立大学开展建筑教学和从业的格罗佩斯(包豪斯第一任校长)和密斯•凡德罗(包豪斯第三任校长)等人。河清在此犯的一个低级历史性错误是,誉为“现代建筑奠基人之一”的勒•柯布西埃在巴黎开写后来结集出版的、提出“房子是居住的机器”观点的《走向新建筑》一书是1920年,其时他热衷理想、理论,甚至还没有建筑从业经验,1919年才成立的远在德国、几无关联的包豪斯怎么“支持”他了?

如上所述,包豪斯的前后左右是有很多历史节点的。比如在其前或同时,影响较大的有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德国“制造联盟”、装饰艺术运动等,而绘画艺术领域立体派、未来派等现代主义运动亦早已开端并影响甚广。在这些历史节点上,若如河清所喜好,强调所谓“纹”、“装饰”、“自然”等“本能”,那么建筑确实没必要向后发展出现代主义、国际主义建筑,只需干脆停在工艺运动、新艺术运动、装饰主义运动时期就行,因为那些运动正好就是强调回归手工、自然、(实质上的)装饰,这种艺术的代表作,诚如河清所欣赏的“法国巴黎地铁出口门,竟然把钢铁铸成植物形状……”,巴黎的古城处处是,但,遗憾的是,巴黎还是不得不要建一个“拉德芳斯区”,留学过巴黎的河清如何看待这样的现实?以书本为象征,或可这样说:如果以勒•柯布西埃的《走向新建筑》提供的现代建筑思想和标准建造的建筑有问题,那么更长时期里按马可•维特鲁威的古典建筑范本《建筑十书》标准建造的大量历史样式、装饰样式建筑问题更大。建筑史上众多建筑师突破某些历史样式、标准束缚往往经历上百、几百年时间,而从勒•柯布西埃的《走向新建筑》到1977年查理斯•詹克斯的《后现代主义建筑语言》也不过约短短50年。包豪斯成立的1919年,在国内是五四运动始发,开启新文化运动,而运动高举的所谓民主、科学、人权、自由这些大旗,无不与西方现代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巧合,在艺术领域,1919这年,徐悲鸿留学法国,虽然徐氏在方兴未艾的现代主义运动之外作出“古典”、“写实”选择,既证明其时中国艺术发展现实的历史必然,但这样的必然同样证明了一种寻求落后愚昧、积重难返的社会现实的“艺术解决之道”的历史局限。

就像更早的1851年伦敦世博会的“水晶宫”和1889年巴黎世博会的埃菲尔铁塔这样的具体建筑所提示的玻璃、钢铁等建筑材料、技术发展带来的“建筑革命”的难于避免,以上那些历史节点之间,亦无不提示着社会现实、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等因素促使“现代建筑”产生的历史必然。大家想想钢筋、混凝土、电、灯、电梯、空调等等这些词,哪一样不在建筑现代化发展史上发挥了“革命”功用?世界上几乎没有外乎于现代设计时代潮流而成为发达国家的例子。马恩列主义学说曰:人民群众的合力创造历史。如果再加上“创造性劳动”这个定语,应不难思考什么逻辑是“反历史”的。

对于河清,还需要在此强调其中的一个“思想辨识”。河清为了观点更有说服力,文章里特别强调了他的“老百姓立场”,说:“千万不要忽视老百姓的眼光,社会百姓才最具有常识,尊重社会百姓,就是尊重常识。”可是,回到包豪斯这个史实:虽然之前英国工艺美术运动中拉金斯、莫里斯等先驱人物为现代设计开启了理论、思想的大门,但他们仍然在延续“古典”渊源的“装饰”、“手工”、“临摹自然”这个范围里,乃至思路上是反工业革命的——河清所说的“反建筑”、“反自然”其实就是延续当年拉金斯等人的“反历史(潮流)”思想,这样的思路在当年即使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倾向,但在行动中却只能实实在在地为富人、精英服务,因为回归“手工”、“装饰”,不可能批量生产,只有富人才消费得起;与此相反,在当时设计水平相对落后的德国,却开启了另一种思想大门,贝伦斯、穆特修斯等人通过组织讨论,取得了设计应该迎接工业化、城市化大生产社会来临和为大众而设计的共识,并成立“制造联盟”这个设计组织付诸实践,此组织的宣言里就有“办教育”、“主张功能主义”、“承认现代工业”、“反对任何装饰”、“标准化和批量化”等主张,包豪斯正是这种思想在教育领域的具体实践,此后的“德国盛世”、“德国制造”,无不与此有很大关系。用现在的眼光看,包豪斯的思想选择是“反精英主义”而“为老百姓服务”的,是真正的“人文主义”,此运动及其产品惠及更多的劳动阶层民众,是不可否认的史实。所以,后来纳粹政府视包豪斯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庇护所”——学校确实有包括第二任校长迈耶在内的德国共产党党员、泛社会主义氛围浓烈——而将之关闭。至于纳粹头希特勒,正好也喜欢以“古希腊”为蓝本的新古典主义艺术,他自己画的那些古典建筑绘画还是挺专业的呢!河清有这个“独裁”知音真不是巧合吧?……可见,历史里的包豪斯,正有“老百姓”性质,河清之爱恨,情归何处?

这一点,延续到河清批评的后来巴西的普奖建筑师奥斯卡•尼迈耶仍有体现,他本人有明显的左翼和乌托邦倾向——很多现代主义者的共同倾向,60、70年代中期曾分别为法国共产党、阿尔及利亚民族党设计总部大厦,他更于1963年获得前苏联政府颁发的列宁和平勋章。有“工农兵”情结的河清,又如何将这些事实联系到建筑评论中呢?至于尼迈耶主持设计的巴西新首都巴西利亚建筑群存在的问题——所谓“巴西利亚综合征”,并非河清断言的简单的建筑本身的问题,因为新首都作为单一的行政中心,选址偏远,重政治功能而缺商业、文化等“人性生活”。这些“综合”因素的作用,我参观澳洲行政中心堪培拉时曾有强烈的相近体会。我认为,对于尼迈耶,如果河清坚持非要用“意识形态”论建筑,我倒建议他对比一下这个“时代节点”和事实所体现的“政治进步”和“建筑进步”:尼迈耶主持建设巴西利亚新城的时间是1956-1961年,这个“政治”首都已经用“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思维建造行政主体建筑;这个同期,我们国内的“建筑现状”和“政治现状”是什么?

再说到普利兹克奖,它是不是河清宣布的“灾难性”,也完全可以沿着以上各历史节点,作出“历史性原则”论证。确实,美国是个殖民地国家、新兴移民国家,这一点河清说得对,它有欧洲渊源,是“新教国家人”、“天主教国家人”的天下,他们有“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审美”传统,所以起源于英国、欧洲的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制造联盟”、装饰艺术运动等都或多或少在美国有回应,这跟有华人移民的地方就有“中国城”是一个道理,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诉诸感情、感官需求的艺术、设计领域这样的“回应”,并非如河清语调里简单的、贬向的“归顺”或冷战式、霸权式的“侵略”、“战胜”,而是有着诸多“就地取材”的地域因素和本地精英、民众参与互动下的“历史选择”。普奖产地之芝加哥,正是很能体现现代建筑设计运动在美国开花结果的现代都市,普奖基金会主席汤姆士·普利兹克说:“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芝加哥人,生活在摩天大楼诞生的地方,一座满是象沙里文、赖特、密斯这样的建筑伟人设计的建筑的城市,我们对建筑的热爱不足为怪。”这道的是实情,更也是史实。作为1871年一场大火后重建的美国中西部重要工业、商业大都会,芝加哥为世界建筑史贡献了一个重要的“芝加哥学派”,代表建筑师正是沙里文、赖特(前期)等建筑师,但与对应着的同期欧洲工艺美术运动比较,活在新兴国家里、无历史包袱的沙里文们更能大胆运用建筑新技术,比如他们采用全金属框架结构的开窗技术,建筑史上称为“芝加哥窗”,此技术解决了建筑室内的照度和通风,又丰富建筑外观的美观度。“芝加哥学派”对后来的现代建筑、特别是美国现代建筑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学派始于1880年代,在高层建筑方面的有些探索、创新,是于美国本土独立进行的,美国现代建筑的“欧洲渊源”考量能忽视这些“历史性”吗?

其实,“芝加哥学派”时期的芝加哥,“老百姓”对建筑的选择和觉悟还远远没有“现代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893年的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其整个规划、建筑设计都模仿欧洲古典风格,满园尽是帝皇风格仿制品,沙利文等人被排斥。在当时认为只有“皇家”、“古典”建筑才能提供宏伟、高贵、气派“格调”的建筑观念的影响下,采用新材料、结构、技术、风格的“芝加哥学派”仅存活十多年。时至20世纪初,美国建筑一直被这个“仿古”潮流所牵制。有“芝加哥学派”渊源的赖特用自己的“有机建筑”理论设计出现代建筑经典作品“流水别墅”时,已经是1936年的事情。而这个时间点略往前,欧洲由于独裁政权、意识形态等因素,现代主义也同样被压制,出现了“新古典主义”建筑思潮——河清意欲“维护”的前苏联其时也毫不例外卷入这个潮流,并延续更长,中国也深受影响;略往后,则是二战后“有财”的、迎来“消费社会”大潮的美国“接手”现代主义进而发展出国际主义建筑。此间的“历史性”辨识很复杂,但仅仅作为“一个奖”和体现相对公正的评奖制度、文化的普利兹克奖于芝加哥设立,其所提示的建筑与社会现代化、人民群众的关系这条“历史性”线索,绝对不会是“灾难性”的。试想,普奖设立的1979年,我们是什么“觉悟”转换的历史节点?

比照现实,若真爱护“历史建筑”,与其说普奖带来“灾难性”,不如说我们的“历史建筑拆迁”更是“灾难性”的。或者,可以这样举例,将河清关注的“历史建筑”和“现代建筑”两个关键词联系起来比较:曾在美国有同校求学缘的梁思成和贝聿铭(都曾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建筑),50年代当梁思成在国内跪哭北京古城墙、古建筑被拆时,远在美国的贝聿铭正开设建筑事务所并此后凭借作品获得普奖。河清如此“爱国”,应该积极建议中国政府设立一个“历史建筑保护奖”、“历史建筑发展奖”,甚至不用设奖,只要表彰严格执行有关历史建筑保护法规的官员,也不至于有那么多“灾难性”……

当然,现代主义、国际主义并非毫无局限,比如众所关注的“千筑一式”、“千城一面”问题,这正是后来后现代主义、地域主义建筑试图针对而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再怎么“新主义”——亦必有“新局限”——下去,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的、必然的历史选择,它的基因一定会得到有效延续,就像王澍这一例实践,他再怎么强调历史、本土、地域因素,他不能不考虑、利用现代主义已经提供了的有效解决功能、结构甚至实用、节约、廉价等建筑普遍课题的答案——反过来:贝聿铭也常常采纳历史和地域元素来完善他所坚持的“现代主义”。这样的道理,以河清“简单化”批评的勒•柯布西埃为例,则是:事实上有的建筑师也会在自己一生的从业历程中自觉地面对不同阶段的经验局限,不断通过探索调整方向、解决新问题,此之,前期力推现代主义的勒•柯布西埃,跟后期因为社会履历和实践而积累地域经验的勒•柯布西埃是不同的,“郎香教堂”、昌迪加尔高级法院等神秘化、粗野化后期代表作品即为其重新反思唯理性、唯技术的明证。

具体到王澍的评价,我个人认为其所依赖的地域、传统元素运用因为过分强调视觉效果而略流于表面化,造成风格、个性与建筑结构的内在关联链条疏松。这一点,拿也获过普奖的贝聿铭先生同在这个方向上的作品苏州博物馆进行对比可得证实,苏州博物馆在整体和细节的连贯和衔接、特别是结构与视觉语言元素的结合等方面,无疑更经得起推敲——贝先生在行业、专业方面的经验和成熟度,当然是仅有国内环境“生存经验”的王澍所难及的,所以,如舆论所言,如果王澍以及更多的国内建筑师经此普奖和其他奖励而获得更多的国际项目锻炼机会,他们的未来和成就才是更值得期待的。而唯此,未来的中国建筑师带给建筑世界的惊喜和自信,才不至于只是搬弄、卖弄传统符号和元素这个唯一。

但是,对于王澍个人,我的基本态度还是:尊重。我曾在一篇同是发表于东方早报的批评文章《普利兹克奖的媚雅及其中国选择》后面留言:一般来讲,实验性、前卫性与实用性的矛盾在一个艺术家当下身上很难两全,所以要量化其得失来评价才比较客观。所谓“客观”,也就是要“尊重”——尊重世界上难有“完美”的事实和局限。所有问题都解决了的建筑,设若世上有,一定也是讨好的、平庸的建筑。所谓“量化”评价,就是“尊重”王澍这一例“他”,看看“他”的贡献和局限在历史和现实里已经一定程度“公共化”了的标准里的得分。所以,我文末要再提议河清调整他的一个表述:即无论从“他”或“公共标准”角度,站在历史教训的经验上,请将“人的尺度”,具体化为“个人的尺度”,“国”也好“族”也罢,无“个人”则无其丰富性,亦即无所谓“国族”!

是故,我相信王澍说的“我不代表中国”、“我只是作为个人的建筑师”不只是谦逊之言,在此共识点上,我愿对走上领奖台的他致以诚挚的——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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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ArMaster 2012-12-11 11:15
这一点,延续到河清批评的后来巴西的普奖建筑师奥斯卡•尼迈耶仍有体现,他本人有明显的左翼和乌托邦倾向——很多现代主义者的共同倾向,60、70年代中期曾分别为法国共产党、阿尔及利亚民族党设计总部大厦,他更于1963年获得前苏联政府颁发的列宁和平勋章。有“工农兵”情结的河清,又如何将这些事实联系到建筑评论中呢?至于尼迈耶主持设计的巴西新首都巴西利亚建筑群存在的问题——所谓“巴西利亚综合征”,并非河清断言的简单的建筑本身的问题,因为新首都作为单一的行政中心,选址偏远,重政治功能而缺商业、文化等“人性生活”。这些“综合”因素的作用,我参观澳洲行政中心堪培拉时曾有强烈的相近体会。我认为,对于尼迈耶,如果河清坚持非要用“意识形态”论建筑,我倒建议他对比一下这个“时代节点”和事实所体现的“政治进步”和“建筑进步”:尼迈耶主持建设巴西利亚新城的时间是1956-1961年,这个“政治”首都已经用“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思维建造行政主体建筑;这个同期,我们国内的“建筑现状”和“政治现状”是什么?

再说到普利兹克奖,它是不是河清宣布的“灾难性”,也完全可以沿着以上各历史节点,作出“历史性原则”论证。确实,美国是个殖民地国家、新兴移民国家,这一点河清说得对,它有欧洲渊源,是“新教国家人”、“天主教国家人”的天下,他们有“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审美”传统,所以起源于英国、欧洲的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制造联盟”、装饰艺术运动等都或多或少在美国有回应,这跟有华人移民的地方就有“中国城”是一个道理,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诉诸感情、感官需求的艺术、设计领域这样的“回应”,并非如河清语调里简单的、贬向的“归顺”或冷战式、霸权式的“侵略”、“战胜”,而是有着诸多“就地取材”的地域因素和本地精英、民众参与互动下的“历史选择”。普奖产地之芝加哥,正是很能体现现代建筑设计运动在美国开花结果的现代都市,普奖基金会主席汤姆士·普利兹克说:“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芝加哥人,生活在摩天大楼诞生的地方,一座满是象沙里文、赖特、密斯这样的建筑伟人设计的建筑的城市,我们对建筑的热爱不足为怪。”这道的是实情,更也是史实。作为1871年一场大火后重建的美国中西部重要工业、商业大都会,芝加哥为世界建筑史贡献了一个重要的“芝加哥学派”,代表建筑师正是沙里文、赖特(前期)等建筑师,但与对应着的同期欧洲工艺美术运动比较,活在新兴国家里、无历史包袱的沙里文们更能大胆运用建筑新技术,比如他们采用全金属框架结构的开窗技术,建筑史上称为“芝加哥窗”,此技术解决了建筑室内的照度和通风,又丰富建筑外观的美观度。“芝加哥学派”对后来的现代建筑、特别是美国现代建筑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学派始于1880年代,在高层建筑方面的有些探索、创新,是于美国本土独立进行的,美国现代建筑的“欧洲渊源”考量能忽视这些“历史性”吗?

其实,“芝加哥学派”时期的芝加哥,“老百姓”对建筑的选择和觉悟还远远没有“现代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893年的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其整个规划、建筑设计都模仿欧洲古典风格,满园尽是帝皇风格仿制品,沙利文等人被排斥。在当时认为只有“皇家”、“古典”建筑才能提供宏伟、高贵、气派“格调”的建筑观念的影响下,采用新材料、结构、技术、风格的“芝加哥学派”仅存活十多年。时至20世纪初,美国建筑一直被这个“仿古”潮流所牵制。有“芝加哥学派”渊源的赖特用自己的“有机建筑”理论设计出现代建筑经典作品“流水别墅”时,已经是1936年的事情。而这个时间点略往前,欧洲由于独裁政权、意识形态等因素,现代主义也同样被压制,出现了“新古典主义”建筑思潮——河清意欲“维护”的前苏联其时也毫不例外卷入这个潮流,并延续更长,中国也深受影响;略往后,则是二战后“有财”的、迎来“消费社会”大潮的美国“接手”现代主义进而发展出国际主义建筑。此间的“历史性”辨识很复杂,但仅仅作为“一个奖”和体现相对公正的评奖制度、文化的普利兹克奖于芝加哥设立,其所提示的建筑与社会现代化、人民群众的关系这条“历史性”线索,绝对不会是“灾难性”的。试想,普奖设立的1979年,我们是什么“觉悟”转换的历史节点?

比照现实,若真爱护“历史建筑”,与其说普奖带来“灾难性”,不如说我们的“历史建筑拆迁”更是“灾难性”的。或者,可以这样举例,将河清关注的“历史建筑”和“现代建筑”两个关键词联系起来比较:曾在美国有同校求学缘的梁思成和贝聿铭(都曾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建筑),50年代当梁思成在国内跪哭北京古城墙、古建筑被拆时,远在美国的贝聿铭正开设建筑事务所并此后凭借作品获得普奖。河清如此“爱国”,应该积极建议中国政府设立一个“历史建筑保护奖”、“历史建筑发展奖”,甚至不用设奖,只要表彰严格执行有关历史建筑保护法规的官员,也不至于有那么多“灾难性”……

当然,现代主义、国际主义并非毫无局限,比如众所关注的“千筑一式”、“千城一面”问题,这正是后来后现代主义、地域主义建筑试图针对而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再怎么“新主义”——亦必有“新局限”——下去,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的、必然的历史选择,它的基因一定会得到有效延续,就像王澍这一例实践,他再怎么强调历史、本土、地域因素,他不能不考虑、利用现代主义已经提供了的有效解决功能、结构甚至实用、节约、廉价等建筑普遍课题的答案——反过来:贝聿铭也常常采纳历史和地域元素来完善他所坚持的“现代主义”。这样的道理,以河清“简单化”批评的勒•柯布西埃为例,则是:事实上有的建筑师也会在自己一生的从业历程中自觉地面对不同阶段的经验局限,不断通过探索调整方向、解决新问题,此之,前期力推现代主义的勒•柯布西埃,跟后期因为社会履历和实践而积累地域经验的勒•柯布西埃是不同的,“郎香教堂”、昌迪加尔高级法院等神秘化、粗野化后期代表作品即为其重新反思唯理性、唯技术的明证。

具体到王澍的评价,我个人认为其所依赖的地域、传统元素运用因为过分强调视觉效果而略流于表面化,造成风格、个性与建筑结构的内在关联链条疏松。这一点,拿也获过普奖的贝聿铭先生同在这个方向上的作品苏州博物馆进行对比可得证实,苏州博物馆在整体和细节的连贯和衔接、特别是结构与视觉语言元素的结合等方面,无疑更经得起推敲——贝先生在行业、专业方面的经验和成熟度,当然是仅有国内环境“生存经验”的王澍所难及的,所以,如舆论所言,如果王澍以及更多的国内建筑师经此普奖和其他奖励而获得更多的国际项目锻炼机会,他们的未来和成就才是更值得期待的。而唯此,未来的中国建筑师带给建筑世界的惊喜和自信,才不至于只是搬弄、卖弄传统符号和元素这个唯一。

但是,对于王澍个人,我的基本态度还是:尊重。我曾在一篇同是发表于东方早报的批评文章《普利兹克奖的媚雅及其中国选择》后面留言:一般来讲,实验性、前卫性与实用性的矛盾在一个艺术家当下身上很难两全,所以要量化其得失来评价才比较客观。所谓“客观”,也就是要“尊重”——尊重世界上难有“完美”的事实和局限。所有问题都解决了的建筑,设若世上有,一定也是讨好的、平庸的建筑。所谓“量化”评价,就是“尊重”王澍这一例“他”,看看“他”的贡献和局限在历史和现实里已经一定程度“公共化”了的标准里的得分。所以,我文末要再提议河清调整他的一个表述:即无论从“他”或“公共标准”角度,站在历史教训的经验上,请将“人的尺度”,具体化为“个人的尺度”,“国”也好“族”也罢,无“个人”则无其丰富性,亦即无所谓“国族”!

是故,我相信王澍说的“我不代表中国”、“我只是作为个人的建筑师”不只是谦逊之言,在此共识点上,我愿对走上领奖台的他致以诚挚的——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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